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和俐）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安溪是一个独特而神秘的存在。其因铁观音茶而为天下人所共知，但安溪其实远不止于茶。日前，由谢文哲创作、福建首部县域传记作品《安溪传》一书，由鹭江出版社和后浪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发行。

谢文哲先生是安溪本地人，曾多年担任安溪报社社长、总编，长期致力于安溪文化研究。《安溪传》这部新著是否延续谢文哲先生一贯的学术旨趣和写作风格？他为我们理解安溪文化、闽南文化乃至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命力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谢文哲先生这种被称为“乡贤式的写作”是否具有普遍性或推广价值？等等。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谢文哲先生（以下简称“谢”）。

公式 记：谢老师好！我读过您之前出版的个人专著《茶之原乡：铁观音风土考察》《香火：闽南文化札记》《天下清水：闽南人的信仰和生活》，以及您担任主编、策划和主要作者出版的《安溪铁观音：一棵伟大植物的传奇》《安溪寻茶记：名山名茶名人》《安溪人》《中国“差生”逆袭：一个山区县的发展求索》等著作，收获很大。您的写作融合了深厚的本土情感、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宏大的历史视野，被称为“乡贤式写作”。请问《安溪传》是否延续这一路径？系统梳理安溪哪些核心主题？

公式 谢：关于《安溪传》的写作，我在本书的“自序”中有所阐述。相较以往的写作，《安溪传》的创作，是我对安溪文化的一次系统性的整合与升华。《安溪寻茶记》《茶之原乡》聚焦“安溪茶及文化”，《安溪人》（大型人文画册）关注安溪人的“面相”，《香火》聚焦安溪文化的特质，《天下清水》深入清水祖师信仰，已为安溪的文化图谱绘制了精彩的局部。而《安溪传》的撰写，则努力站在更高处，将茶叶的“物性”、信仰的“神性”与安溪人的“人性”融为一体，更全面、系统梳理安溪的历史脉络、地理变迁、社会构成、民间信仰等核心主题，构建一部完整的安溪“文化传记”。

《安溪传》全书共35章总计40多万字，历时整整三年（2022.10-2025.10）完成，编辑出版又打磨了一年多。书里，我以自己为方法，融半生的经历于其中，若从这个角度讲，本书可谓积五十多年之功。举凡聚落初创、宗支分迁、社会构成、宗族组织、衣食住行、风俗礼俗、祭祖祀神、娱乐教育，等等，在《安溪传》中均有所记述。《安溪传》系统追溯了安溪从古称“清溪”至今的历史沿革、地理格局演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地方社会结构。安溪的民间信仰幽微复杂，形成极为发达的区域性体系，且随着安溪人的迁徙传播至海内外。书中深入探讨这些信仰如何抚慰人心、凝聚乡族、规范伦理，并勾勒出以安溪为核心，辐射闽南、台湾、东南亚的“区域性神明世界体系”，展现闽南乡族社区强大的稳定性和民间信仰体系蓬勃的生命力。

我多年的好朋友，国际当代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在序中说：“《安溪传》不仅是一部当代视野下的地方志，也是一部有关历史遗失物的招领簿，它把被历史岁月遗失的往事一件件认领回来，其写作过程本身就是对安溪历史人文的一场静默修复和升华。”感谢陈老师。历史是心灵的钥匙，我希望海内外安溪人都来读读《安溪传》，不敢说这是一生“必读之书”，但一定可以在书中有所得，可以“探询原乡密码”，并借此“指引”重返灵魂故乡、摇篮血地。

公式 记：据我了解，近年来书写城市成长变迁的城市传记，目前已出版不少，如《北京传》《南京传》《厦门传》《漳州传》《泉州传》等。以县域行政单元为书写对象的县邑传记也有一些，但读过之后体会不深。福建有五六十个县，《安溪传》是福建省第一部关于县的传记，写作中您采用什么样的范式？

公式 谢：《安溪传》的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为地方立传的宏大尝试。它可能不仅仅是一部地方志的现代改写，更可能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乡土传记”，我想探讨安溪作为一个文化生命体的成长、挫折与韧性。城市传记通常可以以时间为轴展示一座城市的奠基、成型、发展历程，其间穿插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样貌。县的传记如何书写？如果一个乡、一个镇来写，最后可能会沦为乡情、镇情的“介绍”，如果按照建置、地理、人口、农林茶业、交通、水利电力、商业等来“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拼不过安溪县志，也缺乏可读性，读者肯定会生厌。

我从安溪置县以来执行时间最久的乡里制度入手，写安溪的“一县之事”。乡和里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基层社会组织。乡里制度兼具宗法性与行政性，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历朝历代的乡里制在名称、形式上虽有变革，但户口、赋役、治安、教化乃至祀典等基本形态是一直沿袭的。宋代至明清，安溪有四乡十八里，每个里下面还有二三十个乡，十八里总共424个乡。四乡之“乡”，本义指方向，引申为表示安溪辖区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地域；里下之乡的“里”与“乡”，指人类的聚居地，里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乡相当于今天的村，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基层社会组织。里具有组织生产、征派 徭役、维持治安、乡里选举等一系列社会职能；乡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多为血缘性宗姓、家族聚落。十八里424乡构成早期安溪行政区域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乡贯地缘、祭祀圈等由此而展开。

书中，我重点选择百十个代表性的宗姓（如谢、陈、翁、黄、王等）社区，力求用朴实细腻、轻松活泼、又有画面感的语言讲述安溪里乡历史上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又贯穿着“人、祖先和信仰”的主线。这些“里乡”的历史与人文，汇合起来就是安溪这一县邑社区独具特色的历史与人文。这就促使我必须更宏观地思考安溪的历史文脉、地理格局与社会变迁，从而完成一次从专题研究到整体叙事的飞跃。

公式 记：您的研究往往具有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比如《香火》的“自序”说“将生命化作乡土肥料”；《天下清水》的最后一句话是“衷心期待年轻人翻阅这本书”；《安溪传》的“自序”说要“把这些富含乡土养分的故事带往未来”，“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我这些年的努力能使本书不至于很快被‘遗忘’”。这是否说明您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激活年轻一代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应该会使《安溪传》的创作超越个人学术范畴，成为一项文化传承工程。

公式 谢：《安溪传》的创作，可以说是我多年研究和情感积累的一次系统性总结，这个过程对我个人而言，有着多层次的意涵。

首先，作为安溪本地人且在地方体制内工作，我的写作根植于生活本身，根植于鲜活的地方经验，而非纯学术考察。我希望我的工作不仅是文化记录，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能将个人生命史与地方文化史交织融合，通过书写为乡土文化的传承注入活力。正因为此，我没有枯坐书斋，而是像“跣足人”一样深入田野。为写作《天下清水》，我曾走访海内外数百座祖师庙，而且大量阅读各种档案、文献。这种田野调查方法延续到《安溪传》中。陈文令老师说我以“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并进”著称，“学问是读出来的、走出来的、问出来的、听出来的、考辨琢磨出来的”。著名汉学人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宋怡明教授在《安溪传》序中说：“谢文哲不是学院派，也不以学者的视角写作，却以学者的方法深耕田野，将史籍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以在地人的视角解读安溪。”

其次，我既是安溪文化内部的深度参与者，又一直在努力成为一名系统的研究者。写作《安溪传》，希望其不仅融合了本土实践者的真切体验，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视野。在《香火》《天下清水》等书中，我提出“民居、宗祠、宫庙是闽南生活的三种格式”“任何一个地方都可当作自己世界的中心”等见解。这些见解在《安溪传》中得到更充分的展开和阐释，为我们理解闽南文化乃至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命力提供了一个视角。《安溪传》虽是写安溪“一县之事”，但因其再现闽南民间生活图景，特别适用于解释闽南乡土社会。“安溪故事”越千年而不陌生，跨县域而不违和，不仅是安溪人的“地情书”，也是闽南地区各县分支全球的闽南人，重返祖地故土，探询原乡密码的“指引录”。

第三，《安溪传》对安溪文化基因的系统梳理，是构建地方文化话语权的实践，也是连接内外安溪人的情感纽带。《安溪传》的创作，也是我对安溪文化理念的完整呈现。安溪文化是由“内（本土）安溪”和“外（遍布全球的安溪籍同胞）安溪”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探讨安溪文化基因（如各种民间信仰、宗族观念、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如何在新的土地上复制、传承和演变的过程，正是我要诠释的“文化的‘出走’不是隔断，而是更紧密的‘联结’”这一核心观点，完整展现安溪文化的超地方生命力。安溪与东南亚、与台湾有着特殊的缘分，“祖籍安溪的台湾乡民”是海外汉学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意象。如宋怡明在序中所言，由安溪人播迁到台湾的文化，“两岸宗族与信仰的对照成为探究文化传承的绝佳样本”。

公式 记：您刚才说《安溪传》可能不仅仅是一部地方志的现代改写，更可能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乡土传记”，想探讨安溪作为一个文化生命体的成长、挫折与韧性。对广大安溪人（包括读者）而言，您最想对读者说的是什么？

公式 谢：如果说我深度参与创作的《中国“差生”逆袭》是安溪的“后传”，那么《安溪传》就是安溪的“前传”，“前传”和“后传”也许可视为一个整体。《安溪传》以宏观的区域视角，回到微观地域（里、乡、社）的历史现场，描述先辈筚路蓝缕、骈手胝足建造家园的过程。其中也涉及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挑战与时代难题，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确立自己位置的问题。这些挑战、难题和历史定位问题，未来也未必有解，不一定成为科学性的知识，但却是我们反观自身生命意义的映照。我们在享用前人缔结的果实之余，不应只是缅怀、感恩，更要关切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的。历史是过去，但历史从来没有过去。阅读这个文本，你会强烈感受到：祖先当年的各种试验具有深远意义，你之所选即你之命运，历史就是我们自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知——也许，这正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

记者手记

以深情与学识，为乡土立传

诚然，谢文哲先生的“乡贤式写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深度依赖特定条件的文化实践，难以作为普适方法简单复制。然而，其核心理念、精神与实践路径，却蕴含着深刻的普遍启发意义。这种“不可复制性”源于其独特的个人身份与地域语境——他集“在地人”“体制内工作者”“饱学之士”与“行动者”于一身，既拥有内部视角的深切体认，又具备整合资源、系统开展工作的能力，这在当下尤为难得。加之安溪这片文化底蕴深厚、地方知识体系完整的田野，很难想象在文化脉络相对稀薄的其他地区，能够原样复现另一个“谢文哲”。

尽管难以复制，但其实践无疑为文学与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最地方的，往往也是最世界的。真正的普遍性并非空谈理论，而是通过对一方水土的极致深描，触及人类关于归属、信仰、流动与记忆的共通命题。这提示每一位写作者，首先应成为原乡文化的精通者。谢文哲的创作，示范了一种既扎根泥土又超越地域的书写姿态，启示我们：有效的文化传承需要一种综合而行动的知识生产——写作不仅是记录，其本身就可以成为修复文化网络、凝聚社区认同的实践。

像谢文哲先生这样的乡贤书写者如一盏灯，照亮了一种可能：在当代，这样一位深爱故土、兼具学养与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持之以恒、融汇情感、学识与实践的系统写作，为一片土地构建起坚实、鲜活且可与外界对话的文化叙述。因此，我们或许不必期待涌现无数个“谢文哲”，却完全可以期待，在闽南大地、江南水乡、西北村落，能走出更多同样深情扎根、学识系统、热忱行动的书写者与实践者，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属于自己那片土地的“文化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