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庆忠

那里的山，犹如墨绿色的浪，一层叠着一层，直推到天边，将湖上乡珍地村紧紧拥在怀里，唯一一条解放初期修建的泥土公路通往山外。珍地附中在村委会旁，一栋三层教学楼、二层的宿舍，中间一个天井，石拱门上四个大字——“珍地学校”，是它最鲜艳的标志。珍地附中是珍地中学的前身，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十来个从山外来的年轻教师和小山村的孩子组成学校的全部。

那山是沉默的见证者。老师们进山的路，是盘旋在悬崖边的“石阶岭”。初来时，他们挑着单薄的行李，翻山越岭，沿着山路拾级而上来到学校。雨天山路泥泞，冬天霜雪飘零。粮食短缺是常事，于是老师们的宿舍里，总堆着学生自发悄悄送来的新鲜蔬菜。山很高，夜很静，但正是在这大山的重重围困中，一点文明的微光，才显得愈发耀眼。

学校是村里最神圣的殿堂。二层的三间教室，却容纳了从初一到初三的所有孩子。朗读声、讲课声、理化实验声在同一空间里交织，竟成了最动人的交响乐。

水泥黑板使用久了，便泛出一片白斑。老师们得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地方写字。粉笔是金贵的，用到指甲盖大小也舍不得扔。陈炳老师有一架手提风琴，是当时最为豪华的乐器。音乐老师踩着老旧的风琴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和琴声虽不完美，却充满了希望。体育老师的哨子总是挂在脖子上，带着学生在尘土飞扬的土操场上跑圈，打到脱皮的篮球和用胶带缠了又缠的实心球，依然是孩子们的最爱。

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是他们共同的名字。1993年我初中毕业，升入安溪一中。33年过去了，我依然深深感念，人生最大幸运是遇到一批良师。

许良坤老师是来自湖头镇的高才生，留下了，就再没离开过。他一个人可以全包数理化三科，音乐和美术也不在话下，学校现存所有标语均出自他之手。他告诉我们，山的外面还是山，但只要你一直走，就能看到海。他的青春，就这样化成了黑板上的一道道彩虹。

何尚南老师是本地人，高中毕业就回村当民办教师教英语。他工资微薄，却把严厉与爱心给了最调皮的学生。那时农村孩子最惧怕英语。何老师的教学手段是“土洋结合”：没有多媒体，没有PPT，核心“武器”就是疯狂地背诵与默写。每天早自习，教室里都是震耳欲聋的背书声——背单词、背课文；默写是老师的法宝，也是学生的噩梦。写错一个字母可能要罚抄十遍、二十遍。为了避免处罚，学生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记单词，学生在单词旁边用汉字或拼音标注读音，Good morning=“狗的猫宁”、Thank you=“三克油”、How are you?=“好阿油？”这成了我们记忆发音的“拐杖”，但也成了日后难以纠正的顽疾。

他们的生活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清晨，他们站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学生；深夜，他们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白发苍苍。但每当当年的学生相聚，谈起“咱们那个语文老师”“咱们那个班主任”，话语中依然充满无限的敬意与怀念。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无数人青春记忆里最温暖、最明亮的那盏灯。

“那山”依然沉默，“那校”早已被新的教学楼取代。但“那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却从未被大山淹没。他们不是光芒万丈的英雄，只是守着一盏煤油灯的普通教师。但这盏灯，却照亮了无数山里娃的人生路，陪伴他们走出大山，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那山，厚重而贫瘠，却孕育了希望；

那校，简陋而破旧，却书声琅琅；

那人，平凡而清苦，却撑起了一方晴空。

这便是那个年代，边远之地，乡村教师的一处脊梁与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