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胜

明朝年间的安溪，山林尚未完全驯服，虎啸时常划破夜空，猛兽不仅出没于郊野，甚至逼近人居。而比虎患更令人心悸的，是来自海上的倭寇。嘉靖年间，数千倭寇突袭县城，焚毁县学、官署、民舍，烽火连天中，安溪几近倾覆。

在这样的动荡中，安溪人开始筑城。1562年初夏，知县陈彩主持开工。四年光阴流转，蔡常毓等三任县令接力，终于筑就周长四里、高近两丈的城墙。四座城门依次立起，东门“朝宗”迎接朝阳，西门“阜城”守望山峦，南门“迎薰”承纳南来之风，北门“拱极”遥望北斗。每块墙砖都浸透着工匠们的汗水，每道城门都寄托着百姓的期盼。

万历年间，知县廖同春增筑子城，知县高金体规划街巷，“吉”字街巷渐次成形。这座石土筑就的屏障，围合起的不仅是一方土地，更是一种有序的生活。于是，市井细民可以踏春于凤麓春阴，可以悠游于南市酒家。

岁月更迭，清顺治年间，城墙在战火中受损，又在知县韩晓主持下重建。康、雍、乾三代皇帝治下，历任知县对城垣的修缮从未停歇，曾之传、邱镇、蒋廷、蓝应袭、周辑敬……他们的名字与城墙的修缮紧密相连。城墙外，那开凿的护城河，如一条蜿蜒的丝带，环绕着县城，给予小城更多的安全感。

微风过处，恍惚间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响。马蹄声、呐喊声、欢呼声、叹息声……各种声音仿佛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首古老的悲壮之歌。古城墙在经历一次次兵匪的冲击时，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始终肩负起守护小城的重任，庇护着城内百姓的安宁。那些保家卫民的壮志豪情，那些血洒战场的英勇无畏，都融入了城墙的每一块砖石，使其更显坚毅与厚重。

城墙的存在不仅提供了物理保护，也塑造了安溪的社会经济空间。城内成为行政、商业和居住的核心区域，而城外则逐渐发展为农田和郊区。这种“城内—城外”的二元结构是传统中国城市的典型特征。此外，城墙的修建与维护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体现官民合作的特点，也促进工匠技艺的发展。

城墙不仅是军事工程，也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四座城门的命名体现了传统的哲学观念和方位崇拜，例如“迎薰”取自《诗经》，寓意迎接南风、带来祥和。城墙的存在强化城市的认同感与凝聚力，成为安溪百姓心理上的“保护屏障”。无论是文人墨客在龙津夜月下吟诗作对，还是儒士隐者在葛磐坐钓中坐看云起，都离不开城墙带来的这份安宁。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民国时期，公路建设的浪潮涌起，李敬慎拆除码头至西门地段城墙，为公路让道；陈佩玉进驻安溪后，下令拆除县城城垣，将原基辟为环城公路，拓宽街道，改造住宅为商店。砖石让位于车轮，封闭让位于通道。那曾经巍峨的城墙，在岁月的洪流中轰然倒下，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安溪古城墙，不仅是安溪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地方防御、城市变迁与社会文化的珍贵个案。每座城市都有这样的记忆载体，而安溪的载体，就是这段已经消逝的城墙。它从泥土中崛起，又归于尘土，完成了一个守护者的使命。

如今走在安溪的街道上，偶尔还能发现一些旧墙的遗迹。老街的走向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格局，有些老房子的墙基里或许还嵌着当年的城砖。安溪的古城墙好像从未真正离去，它活在老人讲述的故事里，活在泛黄书页的只言片语间，活在每一个安溪人对往昔岁月的深深眷恋中。